宗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靠培育边远区低龄劳动力

中国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中国应该怎么走？第一是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是把中国边远地区的低龄劳动力能够加以培养和利用，能够把这块开发出中国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农村等很多劳动力市场，这样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

　　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宗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每月谈”来发言，我们这几年对这个题目也作了一定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也是有争议的问题，我首先讲

　　一个小例子，假如回到1948年，两个军官，一个是非常能打仗的军官，看得比较近，只看到自己会打仗，因为打仗的水平特别高。另一个是看到1948年之后三大战役一展开，发现解放的曙光就在前面。这只有另外一个人作了一项工作，开始关注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展开了一些工作。等到解放之后，发现了两个人的差异。一个人是没仗打了，干着急，找不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另一个人说，正好别人都不懂经济、也都不懂财务，正好这个时候有财务的事情需要他干，结果成了共产党管理经济方面的一个重要角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大到一个国家，到了一定程度，整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做的好的有前景，做不好的就等在那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到我们党十八大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现很多方面的第一步都迈开了，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这个时候面临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来的路径和动力没了。也就是说靠原来的发展方式，今天已经不行了，今天要转移动力。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还能不能这样做呢？不行了。过去是摸着石头过河，过去是告诉你朝北走就行，朝北京走。今天到了北京城边了，要考虑到北京干什么、到北京哪个地方去，准备干什么职业，要想好才可以做。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到今天这个位置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中很重要的方面，在十八大报告中专门说到，要有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际上就是确定了明确的方向，讲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确定的轮廓。

　　我们看有几种类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这些没有跨越的太好的是一波。还有日本和韩国走的比较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国家，有的是跨的好、有的是跨的不好，我们分析一下不同阶段的要素。

　　中国的经济分为四个大的阶段，重在看早期经济发展，只要是放开市场，让市场去做，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这样就可以让经济成功。这就是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这样做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在原来的路子上变化不大，但在要素投入上改了很多。把我们原来的土地上的房地产因素一下投进去，这十多年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到今天，十八大报告改为“提高质量和效益”，这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要由效益来推动的阶段。再往下发展一定要达到中国能够创新的阶段，这就意味着你在全球保持着绝对的竞争力，就像美国这几十年一样。美国这几十年之所以牛，说句实在话，就是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的创新都在进步，别人根本无法和他比。中国下一步在效率和质量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创新，这样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就意味着未来的动力能够保持。

　　我们概括了十多个因素，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对十多个因素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假如这个框的面积越小，你一般是跨不过去的。也就是说整个圆圈，如果这十几个因素划上去成为一个图，假如说圆圈面积比较小，就有缺项。就像高考，你本来是考五科或者是六科，但你有缺项，这样面积小就跨不过去。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说，巴西是在这几个国家中做的比较好的。像张主任和郑主任刚才提到收入差距，在收入差距方面巴西做的不行，巴西的人均比较低、劳动生产率也有待于提高。如果它把这几方面改进的话，巴西就会再上一个台阶。阿根廷也是同样的。我们看看中国，中国在能源排放上有很大的问题，在服务业占比方面，也就是刚才两位领导讲到产业升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方面做的也不行。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不行。消费，也不行。我们仔细看看，中国在今天的环境下，跟没有跨过去的国家相比，我们不占优势，我们在若干方面确实面临比较大的风险。我们看看他们跨不过去的国家，我们和他们相比，我们有共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有过不去的风险。

　　我们再和能够跨越过去的国家相比，看看我们的状况。这张图是和韩国、日本相比。韩国和日本为什么能够跨越过去？韩国和日本的框图大体上是圆的。紫红色的图代表日本，我们看看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老龄化。劳动生产率，这几年日本的制造业方面，日本的大企业有点问题，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在增长，我们就可以看出问题了。它在消费、服务业占比都可以，教育的投入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它最典型的是在抚养比这个地方，这说明了日本的教育也不足。韩国的问题，抚养比不成问题，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进一步提高，韩国的消费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问题。中国和它们一比，我们就发现中国的图的综合面积不太够，因为我们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排放成了世界第一排放，劳动生产率增长还行，消费、产业升级都没有实现。我们综合一看，中国在未来要想跨过这个门槛的话，我们至少有几个核心的方面需要作出变革和调整。

　　怎么能够成功跨越？我们有几个大的方面，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资源消耗，这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想说，我们国家的人口红利衰减了，有人提出一个思路，我不赞成，就是说等到今天一说人口红利衰减，大家想到什么呢？就是把60岁移到65岁，那只有少数人感兴趣，一般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我觉得中国部分轻易走这条路，走到这条路的时候，说明中国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是西方国家的人力已经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走？第一是相应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是把中国边远地区的低龄劳动力能够加以培养和利用，能够把这块开发出中国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农村等很多劳动力市场，这样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不是靠节流，靠节约去生活，这样基本上没戏。一定是开源才会是最终的方向。中国这个时候是增长动力的问题，说穿了是在外部面临一定增长动力的压力情况下，中国只有培养自己的增长动力，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

　　我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我们承认确实中国面临几个因素，人口红利逐步减弱，但不是消失。我们不能和日本比，我们的问题大得多，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日本的问题肯定是在我们之前就有。世界经济的趋势，指望过大的依赖国际市场不太现实。改革，原来改一下就行了，但现在不行，这几个都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入稳定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有几个因素是别人不具备的。这几个因素决定了中国如果是处理好的话，能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中国经济处于后工业化发展期。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时间保持了38年，1962年到2000年。我们是30年，至少还有10多年，没有问题，这个新加坡也保持了35年，我国的台湾保持了49年，将近50年。我们中国只要能保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到那个时候再下3%到5%，那也不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解决问题。

　　中国要解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工业竞争力的问题，大企业培养出50-10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相当于德国或韩国的主要工业实体的水平，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实体。在这个方面要向德国和韩国学习，同时还要培养出大量的中小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小企业。

　　中国的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这和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中国的经济结构差异就相当于给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类似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当年西德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制约，一下就把东德并过去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才可以带动，就相当于这几个发展阶段，东部相当于发达国家，西部还落后于十多年，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轮流变为动力。比如说早期的经济增长点在珠三角，中间转到长三角，最近这几年是在环渤海。环渤海继续作为比较强的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朝什么地方转，中西部，比如说中原和中南，这有可能是在中国未来经济中发展的重要点。这样区域结构的差异正好为你确立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增长点。

　　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我们消费市场成长也非常快。再加上我们的政策也会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进行主动调整。总体来看，我们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中国怎么应对？就像过去我们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看明白了中国大体上要朝哪个方向走。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很重要，中国这个时候要求目标明确、完善机制、动力充足、解决难题。中国的模式要创造中国成功发展的模式，能够在全世界借鉴中国模式，这也要求有一套比较相对固定的中国的制度设计，甚至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你得有一套东西，比如说人家一说美国经济，就能够拿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一说中国，你连适用于中国今天的有中国特色经济理论还没有特别成型的东西，好象原来是有一套，好象完全用原来的那套也有问题，完全借鉴西方的东西，也有问题，就是看如何在这中间找一套独特的适用于中国的设计。

　　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根本之策是转型。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第二是优化结构，一个是工业结构，一个是基础设施结构。这两个结构的优化是其中的重点。第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第四是鼓励创新。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作转化。关于收入分配，最后通过改革实现两头大、中间小改为两头小、中间大。有一个具体的方面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刚才郑理事长还特别对中国的道路，包括对农业现代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国家提到这个战略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个争议。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希望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肯定是希望中国未来是城乡基本平衡、消除城乡差距、让全国人民收入基本平衡、过上基本幸福的生活，只有少数人相对比较贫穷一些，但还能够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社会如果能够走到这样一天，那就对了。要走到这样一天，有几件事情必须做。首先中国需要解决“三农”，所谓的“三农”问题，如果从本质上来说，在中国的今天“三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假如你把农民分流，中国有2.8亿农民，平均每个人经营6.4亩地。这就像每天给每个人的工作量，每天就让你打打开水、扫扫地的概念。像这样的话，10分钟或者是1小时就做完了。另外干什么呢？你最好是能够找到另外的职业。前提是你只来1个小时扫地，给500块钱。那另外的时间得找到另外的生存空间，在另外的生存空间找到之前，我不能先把这500块钱断掉，如果断掉的话，你就会急了。假如每个人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另外挣到大钱的工作，那这500块钱去掉，可以解决问题了。“三农”的核心，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也有很多途径，一部分是走向大城市，大量的中小城市，中国社会未来是大中小，尤其是中小城镇有机结合的群体。农民工有很多趋向，该干什么干什么，到各种各样的城市来，在城市安家落户，有社会保障，他不回家，以后可以不回家了。在当地搞农业现代化，整个人口分散，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只要能够在城市里稳定生活和保障，就可以把土地的关系割开，也就是刚才我说的500块钱不给他，这一块隔开，这就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问题。这样就实现城镇化，假如说农民都走了，农业问题变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变成了良田加秀美山川。凡是不种地的，就变成旅游休闲的地方，变成古典的村庄，变成了风景区。这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今天我们还要面临低碳城市和倡导绿色消费，这块是长远的发展保障。

（和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