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安全信息2023年第五十二期（总第一百九十二期）

埃尔多安胜选，土耳其走向西方愿望的反面

【2023103】

【国际风向标】

当地时间5月28日晚，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表示，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预计于6月1日公布选举正式结果。

由于土耳其在欧亚地缘政治中居于特殊地位，此次大选不仅将决定该国未来政局，也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特别是在平衡东西方关系方面带来较大影响，因此受到全球极大关注。

随着埃尔多安在选举中胜出，将对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法治、经济带来多重影响。

卡内基欧洲资深研究员Marc Pierini认为，埃尔多安最终胜选，“2020年的破坏性、反西方的言辞可能会重新出现”。执政党会继续像竞选中那样，将土耳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归咎于欧洲和美国。选举结果可能会导致土耳其的法治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进一步疏远，但西方国家仍将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对话对象。

在土耳其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出笼后，土耳其就已遭遇“股汇债三杀”。5月1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指数下跌6.38%后触发熔断，五年期CDS飙涨至606个基点，土耳其里拉兑换美元汇率也一度跌至地震以来最低点（土耳其2月6日发生两次7.8级强震，造成50399人遇难）。

自2020年土耳其里拉兑换美元汇率面临大幅贬值，埃尔多安并未采取提高银行利率以稳定汇率的做法，而是持续保持低利率政策，保证投资、生产和出口的繁荣。土耳其通胀率2022年10月一度达到85%，到2023年3月下降到50%。但2021年，土耳其扣除通货膨胀的GDP实际增长达到11.4%，2022年也达到5.6%的增长。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Steven A. Cook认为，埃尔多安胜出，他不会改变在汇率问题上的非传统做法，因为他成功获选正好说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在外交政策上，埃尔多安也会延续过去的基本政策，如在俄乌间继续保持模糊。

2022年10月，埃尔多安提出“土耳其世纪”愿景，作为其2023年选举的战略方针，决心将土耳其建设成为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与外交中世界前十的国家。埃尔多安指出，“土耳其世纪”是和平、信任与可持续发展的世纪。在经济建设方面，土耳其将建成全球最大的贸易、制造与能源枢纽之一，包括发展绿色产业、数字产业、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增加高收入工作机会等。埃尔多安胜选，相关战略将继续付诸落实，其中也包括伊斯坦布尔运河等一系列大型工程。

走出去智库战略合作伙伴——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埃尔多安连任成功，土耳其经济2023年能到达1.2%的增长，2024年能到达2.1%。

埃尔多安从2003年执政至今已20年[1]，选举前因高通胀等问题在民调中显示出萎靡[2]，且反对派首次联合了涵盖不同意识形态光谱的六个政党形成联盟参与竞选，欧美媒体将此次选举看作结束埃尔多安“专制统治”的一次好机会。

美国《Politico》杂志称此次选举为“2023年最重要的选举”。

《华盛顿邮报》文章的标题为“埃尔多安的失败将标志着全世界自由民主的胜利”。

英国《卫报》社论题为“埃尔多安威权主义的终结？”。这篇社论认为，“他的失败可以让土耳其重新走向民主和更大的自由，他的另一场胜利可能会使土耳其滑向彻底的专制”。

欧美智库也认为，反对派如能顺利上台，将为土耳其与欧美关系改善打开大门[3]。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助理Ilke Toygür认为，反对派承诺复兴民主、法治、基本权利和自由；减少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以及重申土耳其的西方使命。如果实现权力的民主过渡并兑现这些承诺，西方与土耳其的关系就有可能发生真正的转变。反对派获胜意味着，一个民主的土耳其属于西方联盟和欧洲共同体。这一信息不仅具有象征价值，还将在短期内鼓励投资者。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Alper Coşkun认为，如果埃尔多安获胜，西方将很难对与其关系实现质的改善抱有期望。但如果反对派获胜，土耳其可能会重置其与西方的关系。

土耳其反对派“民族联盟”于2023年1月发布的《共同政策谅解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mmon Policies）（以下简称《共同政策》）阐述了基本立场。其前言指出，土耳其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总统制的政府体制和专断的、违背规则的行政管理方式。六个政党走到一起，目的是恢复民主和法治原则，加强议会制度，即修宪恢复议会制。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Steven A.Cook认为，“民族联盟”是一个意识形态上分裂的联盟，只因厌恶埃尔多安而联合。反对派的核心诉求是废除埃尔多安6年前建立的“行政总统制”，重新回到议会制。但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不容易，AKP（正义与发展党）已掌控土耳其国家机器20年，无论是AKP（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和司法部门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要么是民族联盟把期望值提得太高，迫使它退缩并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要么是土耳其的新领导人在政府内部清洗AKP（正义与发展党）积极分子，以顺利实现联盟所寻求的转型。

卡内基欧洲资深研究员Marc Pierini指出，随着执政党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即使反对派在2023年5月28日获胜赢得总统宝座，也很难再实现其重返议会制的目标。

在外交政策方面，《共同政策》指出，民族联盟将奉行维护国际法和基于普世价值的外交政策，相互尊重各国，特别是邻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干涉内政，通过外交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共同政策》提到，民族联盟将以加入欧盟作为目标，同时也会坚持保护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族塞人的既得权利；[4]在合理与考虑本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向北约贡献力量，重返F-35项目[5]；同时保持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6]；在现实和可持续的基础上评估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等组织的关系。[7]

反对派候选人凯末尔·基里达欧鲁此前在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表示，“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限制在亲东方或亲西方的定义上是不正确的。诚然，我们是西方机构和组织的成员，但是土耳其从来没有忽视东方。我们对亚洲和欧洲的看法都是基于一种互补和综合的外交政策方针。”

在经济政策方面，《共同政策》承诺降低通胀到个位数、稳定里拉汇率、保持5%的增长率、五年内人均收入翻倍、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废除货币稳定委员会、不再将资金投入“伊斯坦布尔运河”等项目、为雇主减税等。普遍认为，民族联盟如果当选，将以相对传统的方式处理土耳其里拉的通货膨胀问题。

《华盛顿邮报》评论文章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在欧洲门口的区域强国，有着很强的工业基础、成熟的商业氛围、高素质的劳动力群体，土耳其原本可以成为“欧洲的中国”，但近年来更像是“欧洲的阿根廷”。如果反对派胜选，土耳其将重新与西方链接，西方资金将大量涌入。而在长期战略上，土耳其可以成为美欧对华依赖“去风险”的替代，成为满足西方市场需求的工业基地。

新疆问题是中土关系中的高度敏感点。由于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维吾尔话题尤为敏感。但近年来，埃尔多安领导的AKP（正义与发展党）在新疆问题上较为谨慎，数次驳回议会中其他党派提出的关于新疆问题的质询。

反对派人物对待新疆问题的态度与执政党不同。反对派领导人基里达欧鲁曾在2013年1月访问新疆，与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会面，并被新疆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基里达欧鲁曾在2020议会中批评AKP（正义与发展党）和MHP（民族运动党）对新疆问题的态度。

民族联盟中，另一党派——好党对新疆问题尤为关注。2020年6月20日，22名好党议员签名提交了一份关于维吾尔人所面临问题的议会质询，被AKP（正义与发展党）驳回。此前的2018年10月，好党还提交了另一份关于中国在新疆行动的议会质询，再次被驳回。

自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以来，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宗教传统间的矛盾便主导着土耳其政治，居于大城市的西化精英阶层与身处偏远地区仍然保留宗教习俗与文化观念的广大边缘群体间的矛盾一直延伸到今天，并在政党政治下越渐极化。

在此背景下，建议开展土耳其相关业务的公关传播时应重点关注：

1、高度重视土耳其特殊的政治语境。中东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经历，“民主自由”等概念有有其独特内涵，传播策略和执行中，中企需在了解土耳其历史背景的前提下，熟悉土耳其特殊的政治语境，避免在表达中先入为主。[8]

2、重视关注土耳其极化的地理分野。土耳其西部与西南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较多支持世俗党派，东南库尔德地区以外的内地多支持宗教党派。中企需熟悉其所在地理区域以及业务覆盖区域的人群的政治取向，有针对性地展开品牌与公关工作。

3、推演埃尔多安获得连任。政府与执政党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扩大。中企应积极关注土耳其政府与执政党的国家战略规划。

4、推演土耳其反对派的涉疆政策变化。中企需关注土耳其个别政党与政客可能在欧美的影响下炒作涉疆议题，影响中土整体关系，需为涉疆政治风险、舆情风险、合规风险准备公关预案。

5、重视受众群体的价值取向。企业的传播论述需要提前明确受众群体的价值取向，熟悉本地不同意识形态下的不同叙事，避免踩踏文化与宗教“红线”。